少年时候，听说香港就如青年时候听说古希腊，那儿的神话一如我家田野上的风，阵阵地来，又旋旋地去，总在耳畔，又遥在天际。及至到了1994年，因为写了小说《夏日落》，被批得晕三倒四，每天都尽心尽力写检讨，忙到吃饭时找不到饭桌、筷子在哪儿。就是那时候，香港距我不再遥远了，近在眼前了。之所以《夏日落》被批被禁止，是因为那时香港的《争鸣》杂志的哪一期，说了我和《夏日落》的许多—诸如“大陆第四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领军人物”和“专门描写军人灵魂堕落”那样的话。于是书被禁止了。人就岌岌可危要不断检讨了。这一关乎命运的事，再一次实践了毛泽东的真理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也从此，命运把我和香港扯到了一块儿，使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又一个车轮或者刹车阀。

1997年，那是一个让大陆人激昂、活跃，总是血脉喷张的年份和日子。因为回归的赞歌听多了，总以为花不完钱的日子随着7月1日的到来，将会如开闸放水般，冲刷着国土与大地。既然渠道已通，那我们何不顺水放筏，让家庭之舟也在这水上畅游呢。

于是就倾其所有，响应号张，将薄薄的积蓄全部买了总是令人兴奋的牛市股。

7月1日后，刚刚小富的我家血本无归又沦为穷人了。

2004年，因为长篇小说《受活》的出版，我接受了香港凤凰台的采访，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刚上班也就几分钟，便肃严而又亲和地接到“请”我转业离开军队的通知书。尽管那时香港人觉得凤凰台其实很“那个”，而我们还是觉得它相当“这个、这个”了。

2005年，《为人民服务》的出现，在我、在文坛，都是一桩天塌地陷的事。而这样一桩事，也是被香港《亚洲周刊》的敏锐首先报道出去的。《为人民服务》的成书与出版，也是香港捷足的脚步最早把它送到了书店和世界上。虽然之后许久我才看到书，被封面的设计和封面上的字，吓得有如谁的双手拤在了我的脖子上，可那时在我的头脑中，同时还闪出了另外的定断和疑问：

—难道香港真的是任文人争吵和哲学家辩论的古希腊的大街、庭堂和市场吗！？

及至到了200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城市大学去开会，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中环的大街上，去看那琳琅满目的小书店；到各家商店门口去翻那不要钱的报纸和摆在门口铁架上多而又多的各种杂志、书籍和画报，如同一个饿极了的人，扑向到处都是食物、饮品的免费超市样。不敢信，也不可解。可也真真的体会了古希腊任人争吵、辩论的大街和农贸市场是什么样。实在说，香港如筷子般林立的高楼并没有让我这来自北方黄土的人感到惊讶和愕然；光怪陆离的穿戴和摆在橱柜玻璃后的奢侈品，维多利亚的港湾和兰桂芳的酒吧屋，都没有摆在大街上任人写作、任人出版、任人翻阅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给我带来的冲击大。那时候，我从一家商店的报刊架上拿起一本新出版的《争鸣》后，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言起，仿佛一个久滞监狱或穿过战争废墟的人，站在繁华都市的大街上，知道那个把它送到监狱的人，就在这茫茫的人群与街市，然在那堆叠的街市和人的海洋里，哪个人和哪条街，才和他锒铛入狱有直接关系呢？在战争的废墟上，到处都是瓦砾、弹壳和断了的枪支与人骨，可在废墟相邻的那个城市里，却又处处都是灯红、酒绿，与享受着宁静、和平及繁华的人。

我拿着那本《争鸣》在商店的角落默了天长与地久，最终放下杂志从那商店出来了。

走在中环的大街上。

走在香港楼群林立的缝隙和人海。

没有丝毫的怨。也没有爱和嫉恨与羡慕，就像知道雅典的美，也终是知道那雅典是欧洲的雅典、希腊的雅典与己无关样。又过一些年，到浸会大学做驻校作家去；到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以演讲的名誉去聊说；最后落脚到香港科技大学去教书，时间像流失着的风，把你带向了田野、过往和传说与神话的内里边，让你触摸到了古城墙的砖；赏识了雅典那自由大辩堂和论战大街上的人来与人往。似远而近的九龙和港岛，及永远守在我身边的清水湾，这儿的人、风、海水、学养、秩序和短暂却隽永的历史与现实，对我似是熟悉的陌生和生涩之熟悉，但却又完全成了自己生命中的希腊神话与传说。

教书、散步、静默与写作，每天都在海边走走和看看。而我走走看看时，又会突然的紧张和不安，于是就望着大海和天宇，想气候变恶，海水変恶，未来那升高、泛滥的海水会使这岛屿消失吗？因为它于我，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香港不在了，那我的传说与神话，它将会在哪儿飘飞、落脚和生存呢？